浦氏家庭

母亲本名浦媐修，浦家的族谱上记载，母亲那一代的女儿取名皆需融入“女”字部首——诸如三姨被唤作“安修”，母亲的叔伯姐妹中还有“姿修”、“婵修”等名字。

大姨的“洁修”与母亲的“熙修”，均为后来所更的名讳。

大姨与母亲同根同源，俱诞生于江苏嘉定（今隶属于上海）。浦氏家族虽属世家，却非那种显赫一时的豪门望族。外公浦友梧早年负笈远方，于1912年抵达北京，任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，担任会计科员一职。当年，母亲年仅7岁，外婆携其二女前往北京投奔外公。在那片土地上，浦家又迎来了三姨安修与舅舅通修的诞生。

部分外公秉持着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，总认为外婆在养育女儿上多付出了代价，且常常辩称女孩子即便学识渊博，所学亦无实际用途。外婆屡因女儿们的学费问题与他争执不休，而那位性格刚毅的母亲，在就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一时，便毅然选择了辍学。

为了生计，她毅然踏入京华美术专科学校，专攻美术，并采取了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学业。1929年夏季，目睹高中同窗纷纷报考大学，她心中满是羡慕，遂携带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文凭，尝试报考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，竟意外地顺利通过了考试。

母亲天生聪慧，她曾教授数学、美术与音乐，精通弹琴、绘画，且书法造诣亦颇深。外公的简历亦常由她执笔撰写，即便外公历来重男轻女，却也公认母亲最为聪慧。世人皆知母亲是一位杰出的女记者，却鲜少了解她在其他领域的卓越才能。

解放初期，外公有一次在王府井附近逛地摊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母亲18岁时画的一幅扇面，于是买回来送给母亲。这张画现在我一直保存着，前几年有一次拿给黄苗子先生看，他说：“你母亲的书法与绘画技艺堪称出色！”

浦家四兄弟与父合影

母亲及她的姐妹们均享有盛名。在1950年代的那次“两会”上，大姨和三姨担任人大代表，母亲则是政协委员。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，为何名单上会有多个“浦修”的名字？浦洁修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，后赴德国深造；三姨浦安修则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，之后前往延安；而舅舅浦通修在“文革”后曾担任高教部副部长。实际上，从他们的家庭背景来看，并无显赫的出身，他们的成就都是凭借自己的勤奋得来。三位姐妹均就读于师范院校，这也反映出家庭的经济条件并不富裕。

外婆过早地离我们而去，外公则早早地奔赴南京工作，大姨也远赴德国深造。如此一来，抚养11岁的三姨和9岁的舅舅的重任便落在了母亲的肩上。母亲比三姨安修年长八岁，两人情谊深厚，曾同床共枕十四载。在晚年，三姨曾对我说：“你娘出嫁那天，我忍不住痛哭流涕！”

在那个特殊的时代，三姨曾是众多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之一。1938年，她在延安与彭德怀结为连理，这一消息是在事后才被家人所知的。幼时，我依稀记得长辈们曾对此热议，不禁感叹三妹竟然嫁给了那般声名显赫的将领。

优秀女记者

大学时光，母亲邂逅了未来的丈夫袁子英，并于1932年喜结连理。父亲袁子英曾是一名中学教员，后来转至神州国光社北平分社担任经理。神州国光社的创立与陈铭枢的19路军密切相关，但随着反蒋运动的风起云涌，该社亦遭受查封，父亲也因此成为通缉对象，不得不仓促离乡，最终辗转至南京。而当时身为私立学校国文教师的母亲，在1936年春天，带着我们姐弟以及舅舅一同踏上了前往南京的旅程。

早年生活的艰辛塑造了母亲坚韧而独立的品格，她从不满足于仅仅作为家庭主妇，更不愿在经济上对父亲产生依赖。1936年，母亲应征于一家地产公司担任女职员，尽管公司当时不接纳已婚女性，但她的应聘文章却被认为极佳，因此公司推荐她加入了《新民报》的行列。

起初，母亲在报社负责发行工作，之后转至广告科任职。一次，由于报社人手短缺，她被临时抽调以解燃眉之急。她撰写的文章引起了报社社长陈铭德的注意，随后便被调至采访部担任记者，成为《新民报》的首位女性记者。

“记者”这一职业，让母亲瞬间找到了她一生的航向。她的笔触敢于直面时弊，文风锐利而流畅，诸多作品至今仍广受赞誉。昔日，浦熙修、彭子冈、戈扬与杨刚，被亲切地誉为新闻界的“四大名媛”。

1941年，母亲煞费苦心，成功突破当时新闻审查机构的封锁，撰写了《洋狗坐飞机》一文，此篇报道一时轰动全国；而到了1943年，她在重庆所撰写的两条简短新闻——《孔大小姐飞美成婚》与《女公务员为米请愿，孔副院长拒绝应允》——却遭到新闻检查机构的明文禁止刊登，以至于报社险些因此遭遇关闭之虞。

1945年8月，国共两党在重庆展开和谈，并最终签订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。次年1月，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，这场关乎国家未来与命运的盛会，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。母亲凭借其作为新闻记者的敏锐嗅觉，决定对38位政协代表逐一进行采访，并在政协会议开幕前夕，每日一篇，连续发表在重庆《新民报》晚刊的头版。国共两党及各民主党派、各界民主人士中的要员，如孙科、陈立夫、陈布雷、王世杰、邵力子、周恩来、董必武、叶剑英、傅斯年、张澜、沈钧儒等，他们对国家大政方针的不同见解与立场，均被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下来。这一举措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印记，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不可多得的璀璨篇章。

1946年6月的一个清晨，伤痕累累的母亲被救护车送回了家——前一天，马叙伦等十位请愿使者从上海奔赴南京，为的是诉求停止战火，追求和平。然而，他们在南京下关车站却遭到了特务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残酷殴打。前来采访的母亲也未能逃脱这场厄运，在数次艰难的突围中，她被无情地击打，即便在受伤后仍匍匐在雷洁琼女士身上，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她，却再次遭受毒打。我目睹她的旗袍被撕裂，血迹斑斑，后背一侧从上至下淤青紫黑，头发也被扯得参差不齐。她只能艰难地侧卧在床上，行动受到极大限制。

当时，前来慰问的宾客络绎不绝。由于妈妈携带的物品悉数被特务掠走，新闻界的同仁们便慷慨捐赠了钢笔、手表等物。时至今日，我仍珍藏着其中一块小巧精致的手表。

在重庆那段时光里，“浦熙修的家”在新闻界享有盛名，被誉为沙龙。家中常常宾客盈门，络绎不绝，日夜不停地讨论时政、交流新闻。当时，周恩来时常致电母亲，商讨如何发布对中共有利的新闻。我甚至有幸接过自称“大胡子伯伯”的周恩来与母亲通话。

母亲早已名列国民党的黑名单。1948年11月，她不幸被捕，被囚禁了长达70天。随后，她因涉嫌重罪被移交军事法庭审理，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。陆铿撰写的文章《千古奇冤李荆荪》中透露，原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的总编辑李荆荪于1970年在台湾因被指控为“共产党员”而遭逮捕。在遭受严刑逼供的情况下，李荆荪被迫招供其在重庆和南京时期的“上级”。平时鲜少交往的李荆荪，在反复思量后，无奈之下只得“交代”浦熙修为其“上级”。然而，浦熙修并非共产党员，台湾当局却将此作为李荆荪的“罪证”，从而判决其无期徒刑。由此可见，母亲在国民党中的影响之深。

母亲的情感世界

那是一个1947年的深秋至冬季，我在翻阅母亲的抽屉时，意外地瞥见了她与父亲离婚的公告，这才恍然大悟，他们已经结束了婚姻关系。

袁子英先生的祖籍源自湖北，他曾在京城的中法大学完成学业。往昔，他与石评梅等同仁共同创办杂志，彼此交往甚密。父亲文采斐然，昔日常为母亲润色文稿。然而，在我幼时眼中，他的文字似乎总是洋溢着风花雪月的气息，弥漫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。

实际上，我的父亲亦怀揣着民主的情怀。据母亲一位久交的老友、董必武的得力助手鲁明叔叔所述，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亦对共产党的事业贡献良多。然而，他与母亲性格迥异，或许父亲更愿母亲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。然而，母亲深受时代风潮的影响，追求自主独立，对于依赖男性生活的态度颇为不屑。她最为自豪的成就是，在年仅17岁时便实现了经济独立，即便是在与父亲成婚后，我们上学所需费用往往也出自她之手，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向父亲开口求助。他们的社交圈层亦大相径庭，父亲不喜涉足政治，更倾向于平静地度过生活。而相比之下，母亲的性格则显得更为激进。

在1955年所著的自传中，母亲回溯了她在重庆的时光，提及了她与父亲间的分歧。至于这场分歧始于何时、缘于何事，我并不得而知。然而，我清晰地记得，1944年的夏日，一支中外记者团受邀前往陕甘宁边区进行采访，母亲作为唯一被邀请的女性记者，却因父亲在报社的阻拦而未能成行。这一事件引发了他们之间的争执。

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，有这样的记载：“……罗隆基与史良的关系，虽被众人默许，却无人预想，浦熙修的出现……史良女士察觉此事后，迅速结束了这段恋情。”至于史良与罗隆基之间曾经的交往，我们暂且不提。1939年，重庆遭受日本空袭重创，我家搬迁至上清寺枣子南垭的犹庄，投靠了史良阿姨。史良阿姨居住在一栋带有独立庭院的楼房中，我家则位于一侧的底层，各自拥有不同的出入口。那时，史良阿姨早已与陆叔叔结为连理。

随后，我特地委托民盟中央的一位资深长者查阅档案资料。他向我透露，史良女士大约在1937年左右步入婚姻的殿堂。母亲的档案记载，她加入民盟时，介绍人正是史良与罗隆基二位。据此，我推断史良应是先介绍母亲与罗隆基相识。因此，关于史良与罗隆基因母亲而分开的说法，我认为并不成立。

史良阿姨当年的名声可谓是如雷贯耳，即便是我这般年纪幼小的孩童，也深知她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律师，民间更传说她一上法庭便总能胜诉，更有传说她会在出庭前虔诚地烧香祈福。记忆中，那时的她已经略显丰腴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她那地道的上海口音，以及那薄薄的嘴唇，据称这样的人往往口才了得。

罗隆基

母亲与罗隆基的关系在抵达南京后逐渐紧密。1946年年末，周恩来领衔的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梅园新村，那场别离让母亲深感痛心。翌年三月，董必武离去时，她的双眼更是泪痕斑斑。在她心中，那个可以信赖的倾诉港湾已不复存在，内心苦闷难耐，因此她时常前往新址梅园新村的民盟处，探寻新闻的踪迹。此外，母亲一直抱憾于自己作为一名记者，英语水平未臻完善。因此，她向罗隆基求教英语。罗隆基不仅才华横溢，而且见解独到。

在父母离异之后，父亲于解放后再次成婚，并定居于上海。在解放前夕，由于他人逃离至台湾，赋予了他“资源委员会华东矿务局副局长”的虚衔，以此为由留他滞留。遗憾的是，1969年年底，他不幸遭受迫害，最终离世。

初抵北京之际，我得以与三姨重逢。她力劝母亲与罗隆基断绝关系，称其为“资产阶级政客”。周围亲朋好友亦对罗的人品有所非议。即便是罗隆基的身边人，亦反映他自诩身边女人不断。或许正是这些流言蜚语的影响，我对罗隆基并无太多好感。那时，母亲携我及弟弟暂居北京饭店。每到周末，饭店都会举办舞会。一次，罗隆基身着白色西装前来邀我共舞，我轻轻摇头，径自离去。那时，我尚未满十六岁。

后来，我才了解到罗隆基曾经历了两段婚姻。我坚信，他与母亲之间曾有过真挚的爱情。母亲过去从未在我与弟弟面前提及她与罗隆基的过往，直至我参军后，在1952年的一封信中，她首次向我提起这段往事。她告诉我，在解放前夕，他们本计划步入婚姻的殿堂，然而当时局势紧张，罗隆基还患有肺炎，因此婚礼被一再推迟。尽管双方都已不再抱有结婚的念头，但鉴于多年的情谊，她认为保持朋友关系更为适宜。

自1949年始，母亲便寓居于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位于灯市口朝阳胡同的住所。每逢周末，我和弟弟便会返回家中与母亲团聚，而罗隆基则居于西邻。曾与母亲共事多年的谢蔚明曾撰文予以反驳，指出“罗、浦同居十年”的说法实属无稽之谈。

狂澜中的母亲

解放之际，母亲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回望那段岁月，她仿佛日日沐浴在辉煌的阳光之中，对这崭新社会满怀憧憬与喜悦。然而，不久之后，她便开始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失落。那些昔日与她畅谈无阻的党员好友，渐渐疏离了她；在工作上，她原本以撰写独家新闻报道而著称，但随着规定重大新闻须采用新华社通稿，她顿时失去了施展才华的途径。

1957年夏季的一天，我那时还在北航上四年级，一个同学突然找我，把《中国青年报》往桌上一摊给我看，上面写着“斗争大右派浦熙修”的新闻和母亲挨斗的照片，我脑袋“轰”地一下大了，但第一感觉就是肯定搞错了：我的母亲在解放前曾遭受特务的残酷殴打，甚至入狱，险些丧命，她怎么可能成为反党分子呢？！

在20世纪80年代，我才了解到1957年7月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那篇社论《〈文汇报〉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》，系毛泽东亲自执笔撰写，其中提及了我的母亲浦熙修。然而，我至今未能确切知晓为何她会成为批评的对象。回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，毛泽东曾亲自接见并称赞母亲是“坐过班房的记者”；到了1957年3月，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代表时，还特别表扬了母亲所在的《文汇报》。而周恩来在重庆时期就称母亲为“我们的亲戚”。令人费解的是，为何短短一年之后，她竟会成为“章罗联盟”中所谓的“能干女将”？

在反右运动前夕，会议名称由“提意见会”演变为“鸣放”。那时，我的母亲作为政协委员，正在东北进行视察，远离了北京，报纸阅读亦不多，回京后仍旧埋头撰写调查报告，对于局势变化了解有限。与此同时，罗隆基于5月22日受邀出席统战部的座谈会，针对“肃反”等运动中的失误和偏差发表了意见，此举引发了不小的震动。6月3日，他前往锡兰（现今之斯里兰卡）科伦坡参加会议。然而，形势急转直下，民盟开始对罗隆基进行批判。21日，罗隆基回国后，在昆明给母亲拨打电话询问局势，母亲告知他只需进行检讨即可，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在政治上，她显得过于稚嫩。

不久，母亲便频临每日数次的批斗场面，被迫交代与罗隆基以及所谓的“民盟右派系统”之间的联系。当时，《大公报》的编辑高集受邓拓所托，负责在《文汇报》策划反“右”活动：在家庭内部，母亲同样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记忆中，民建的一位长辈成员来到我家时，几乎是以训诫的语气，逼迫母亲寻找过往的信件和日记——她后来透露，那是因为她当时接受了高层领导的指令执行任务。

我对母亲的态度确实有失妥当，每当大姨吩咐我寻觅何物，我便照办不误。因此，后来所谓的她“交出”罗隆基的情书等材料，并非母亲主动提出，而是包括我在内的周围人施加压力所致。然而，在那个时期，我们深信自己是在代表正确的政治导向，协助母亲纠正所谓的“错误”。

面对突发的政治风波，母亲毫无防备，一度萌生了轻生的念头。她的众多朋友都赞誉她为一位美丽、天真且仁慈的女性，对她对政治的无知感到惊讶。我并非要为母亲的行为辩解。然而，母亲仅是一位身处白色区域的普通记者，在那个年代，如同许多怀有爱国情怀、坚决抵抗日本侵略、反对蒋介石统治、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，她被党的民主与进步理念所吸引，从同情逐渐转变为支持，直至深信不疑。在此之前，她从未经历过党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。因此，当罗隆基被她所信赖的党派推向对立面，她面临抉择时，她只能，也“不得不”选择了后者。

在众人的所谓“协助”下，母亲不得不一次次地撰写检查，诚挚地遵循党的指示进行自我反省，并“揭露”罗隆基的错误，“反省”与“揭露”的稿件亦需在他人“夸大其词”的赞同后才能呈递。或许，母亲心中还存有另一番考量：她坚信自己受到了误解，为了洗清冤屈，她不惜将一切，包括最私密的信息，公之于众，以期让众人明了她的苦衷。然而，这样的行为却使得事态愈发恶化，母亲愈发深陷政治的泥淖之中。

1965年岁末，北航教研室内，我接到了母亲的来电。电话那头，她声音哽咽，告知我她不幸患上了直肠癌。进入次年，情况愈发严峻。八月，红卫兵抄家之事降临，诸多书画随之失落。居住在大姨家的外祖父，因遭受抄家之惊吓而离世；三姨安修亦遭受批斗之苦，偶尔来到母亲家中洗浴。母亲目睹她身上伤痕累累，青一块紫一块，这对患难姐妹皆被卷入政治狂潮，无法自保。

不久后，母亲的直肠癌不幸复发。随着病情的日益加重，她多次住院治疗，却因被扣上“大右派”的帽子而屡遭驱逐。1970年4月23日，母亲的病情再次急转直下，医院病房人潮涌动，我们无法入院。无奈之下，只得在走廊中为她输氧急救。那时，我正被派往干校，弟弟则在外出差。母亲带着无尽的委屈与困惑，在这喧嚣嘈杂的医院走廊中，孤独且悲凉地走完了她生命的最后一程。而罗隆基先生，则在1965年12月因突发心脏病，孤独地在家中离世。

母亲与罗隆基俱是时代的悲剧。